程杰|中国水仙起源考
摘 要：水仙花是我国原产还是外来归化，迄今尚无定论。 六朝雅蒜和唐玄宗赐虢国夫人红水仙的说法都出于明朝后期，不足为据。晚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拂林国所产㮏祗，属水仙植物无疑，是否真正传入我国难以确定。 而且其花色红白，与传统的中国水仙花色迥异，不是同一品种，明代中叶以前的我国各类著述也都未将其与水仙联系一起。 五代孙光宪记载，他供职江陵（今湖北荆州）时，有寄住蕃客（外国移民）穆思密赠其水仙花数本，这是我国最早的水仙花记录。北宋中期以来，文人开始歌咏水仙，众多信息表明，这时的水仙花主要见于江陵、襄阳及周边地区，大致相当于今鄂中、鄂北和河南省的洛阳、许昌一线。 这应该是五代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以江陵为中心逐步传播、扩展的结果。 水仙这一名称的命名方式特别、来源不明，有可能是对西方原有名称中神话内容的意译。
关键词：中国水仙；起源；孙光宪；五代；江陵；穆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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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水仙的起源问题迄今尚无定论。科技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中国水仙为我国原产，以民国二十五年（1936）漳州学者翁国梁的《水仙花考》一书为代表[1]，其主要理由是东亚地区地大物博，气候多样，植物资源极为丰富。宋人即有水仙“本生武当山谷中，土人谓之天葱”的说法，宋人咏水仙诗多提到湖南、湖北等地，这些地方应该是水仙的原产地。古人甚至有“六朝人乃呼为雅蒜”的说法，如今也在舟山群岛等地发现成片的野生水仙花。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水仙是外来归化植物，以中科院植物所陈心启、吴应祥《中国水仙考》《中国水仙续考》为代表[2]。主要观点是水仙属植物的分布中心是地中海沿岸，我国水仙只是一个变种，孤零零分布在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这种情况不符合生物分布的一般规律。水仙在我国各地都很难有性繁殖，也就是说不能结子播种，品种资源较少，作为原产地难以成立。我国唐以前未见有水仙的迹象，唐代有关水仙的最早记载是拂林国（东罗马）的㮏祗（naìqí），宋以来才逐步传播开来。古代盛产水仙的上海嘉定、江苏苏州、福建漳州等地至今都未发现野生原种。今人发现的野生水仙，都在寺庙或村落附近，应为栽培逸为野生，而且也都不能正常繁殖[3]。
比较两种说法，笔者认为后一说法更为合理，这也是目前学术界比较趋同的主流认识。随着当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全球化的进程，人们的考察视野和研究手段都在不断发展，可以期待的是，全面、深入的遗传基因研究会带给我们更多新的发现。但物种起源的研究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历史课题。笔者发现，迄今有关探讨大多出于科技工作者之手，古代历史方面的考证比较薄弱，所见论述无论在文献资料的搜集使用上，还是相关知识的理论判断上，多多少少都存在一些不够充分、严谨的现象，结论大多比较粗疏。为此笔者重拾这一问题，着力就水仙花见诸记载之初各类文献资料的全面勾稽与梳理，找到了一些我国水仙花起源的可靠信息，发现了水仙花早期传播的地域特征，由此可以基本确定中国水仙这一传统名花传入我国的时间、地点和早期的传播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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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仙鳞茎（百度水仙吧图片）
一、中国水仙五代时由外国传入
谈及水仙起源，有四条古代文献记载较为重要，广为人们引用：
一是“六朝人呼为雅蒜”的说法。这是将水仙出现时间定位最早的文献记载。这一说法最早见于明末文震亨《长物志》，称水仙“性不耐寒，取极佳者移盆盎，置几案间，次者杂植松竹之下，或古梅、奇石间。冯夷服花八石，得为水仙，其名最雅，六朝人乃呼为雅蒜”[4]。如今信息技术发达，遍检六朝及隋唐各类文献，均未见有水仙花和雅蒜的信息。最早记载雅蒜这一名称的是北宋后期的张耒，称水仙“一名雅蒜”（出处见后），类似记载此后频频可见，但整个宋元时期都未见将此与六朝相联系。文震亨，苏州人，画家文征明的曾孙。他并未交代这一说法的出处，后世引用者，也未见有任何新的说明。细味《长物志》的这段记载，意在介绍水仙花的神韵品位和相应的艺事风雅。在古人心目中，六朝以人物风流潇洒著称，借六朝说事，其意也只在凸显水仙花的高雅格调。后来吴昌硕有“黄华带三径雨，雅蒜存六朝风”的诗句[5]，引陶渊明等六朝风范来赞美菊花与水仙，用意相同。这都是文人一时意兴之言，远非对水仙来源的严肃考证，不足为据。
明人学风粗疏，世所共知。文氏这里不仅与六朝挂钩不当，前面的一句“冯夷服花八石，得为水仙”也是信口开河。河伯冯夷服八石，得道成为水仙是一个古老的传说，所谓“八石”本指道家炼丹的八种石料，文氏说作“服花八石”，就成了吃花八担（石）而成仙的意思了。笔者发现，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是元朝的《韵府群玉》，该书（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五“花木”下即有“冯夷，华阴人，服花八石，得为水仙，名河伯”数语。明慎懋官《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明万历九年刻本）卷四摘录此条，将“冯夷”误作“汤夷”，稍后陈继儒《岩栖幽事》（明宝颜堂秘笈本）谈到水仙，更进一步说“有汤夷，华阴人，服水仙花八石，得为水仙”。如果把他们说的都信以为真的话，那水仙花的历史就远不是起于六朝，而是早在春秋战国就已经出现了。
二是“唐玄宗赐虢国夫人红水仙”事。出于明万历间王路《花史左编》（万历刻本）卷一一，王路罗列古人宠爱鲜花之事，其中一条：“唐玄宗赐虢国夫人红水仙十二盆，盆皆金玉、七宝所造。”同样亦未交代出处。王路之前未见有人谈起过，后人称引此事多想当然地以为出于唐人郑处诲的《明皇杂录》或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然遍检二书及今人所辑佚文，都未见有此事的蛛丝马迹。因此这一记载的可靠性也值得怀疑。
三是拂林国所产㮏祗。唐段成式（803？-863）《酉阳杂俎》卷一八：“㮏祗出拂林国，苗长三四尺，根大如鸭卵，叶似蒜，叶中心抽条甚长，茎端有花六出，红白色，花心黄赤，不结子。其草冬生夏死，与荠麦相类，取其花压以为油，涂身，除风气，拂林国王及国内贵人皆用之。”㮏祗与波斯语Nargi（水仙）对音[6]，所说形态、花色、习性、功用都显系水仙属植物。拂林，西域地名，指东罗马帝国及西亚地中海沿岸地区，这也正是世界公认的水仙属植物的原产地和主产地。段成式是唐穆宗朝宰相段文昌之子，曾为秘书省校书郎，官至太常少卿，以博学著称。《酉阳杂俎》属于博物类著作，体例有如类书，内容广博，在唐代同类著作中独树一帜，广受人们重视。
四是水仙“本生武当山谷中，土人谓之天葱”的说法。此话出于北宋中期韩维的诗歌自注中，具体出处下文交代。这是古代文献中有关我国水仙产地最早的一条记载，文献出处确凿无疑，味其语意，似指武当山中多野生水仙。但今人对此深表怀疑：“武当山位于湖北省西北部的均县与房县之间，但至今尚未闻有在此采得野生水仙者。不仅武当山没有，就是其邻近地区以至整个湖北、湖南亦未闻有发现水仙者。看来，这样的说法的可靠性是有问题的。”[7]为此笔者翻阅明天顺《重刊襄阳郡志》，明万历、清乾隆、光绪《襄阳府志》，明人所著的两部武当山志（任自垣《敕建太岳太和山志》、凌云翼《太岳太和山志》），除万历、乾隆府志物产志中列有水仙名称外，余四种未见。更重要的是，诸方志所载各类文人作品中并未见关于水仙野生或人工盛植的任何信息，韩维所在的宋代也未见有文人再提到这一情景。韩维当时要从友人安焘那里移种水仙，安焘欣然相赠，安焘的水仙则来自襄阳，韩维以诗致谢，诗中这段注语或是得诸传闻。在没有其他资料可以佐证的情况下，很难将其视为水仙原产地的有力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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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养水仙（百度水仙吧图片）
水仙在我国得到广泛记载是宋朝以来的事，韩维生活的年代正在这一时间范围里，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们将其与北宋时期的其他信息一并探讨。而其他三条，所说时间都属于宋以前，应该是更早的源头。但这三条材料中，前两条又远非信史，唯有第三条最为可靠。如今科技工作者也正是据此确认，最迟在我国唐代，水仙植物已由拂林（今希腊、土耳其等地中海沿岸地区）传入我国。但这一判断仍有不少值得推敲之处。
首先，《酉阳杂俎》所载㮏祗，段氏并未言明是本人所见。水仙（球茎压油）是西方治疗风痛的要药，有学者研究表明，“《酉阳杂俎》卷一八中由拂菻僧弯提供的十九种西域植物，是按照脱胎于希腊古典药品物学的阿拉伯药物学和音义总汇的原则撰写的”[8]，也就是说段氏的记载有可能是得之耳闻或根据外国传教士提供的药典之类书面材料写成的，不能据此就认定当时水仙已经传入我国。
其次，宋以来国人所说的水仙，花被（花瓣）纯白色，副冠黄色，有香味，在当代园艺分类中，被称为中国水仙（N.tazetta var.chinensis Roem），属于多花水仙一类，主要分布于我国东南沿海、朝鲜半岛和日本。而《酉阳杂俎》所说㮏祗，花作红白二色，今天科技工作者推测，有可能是红口水仙之类[9]，与我国传统的水仙不是同一个种类。历代文献除转抄《酉阳杂俎》这段材料外，再也未见有任何㮏祗栽培的后续报道，也就是说此后漫长的岁月都未见这一物种在我国繁衍传播的任何消息。就笔者所见，只是到明末天启年间（1621-1627）才有重新引进种植红水仙的记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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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仙品种多样，至少有一种洋水仙符合晚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所说：“花六出，红白色，花心黄赤。”（昵图网图片）
更值得注意的是，从晚唐五代至明朝中叶的六个世纪中，人们并没有将《酉阳杂俎》所说“㮏祗”与人们熟悉的水仙花相联系，各类类书在编纂相关知识时都单列“㮏祗”一条，从未与人们所说的水仙花视为一种植物。也就是说，在宋元时期人们的知识体系中，两者是完全无关的东西。最早将㮏祗与水仙联系起来的是明朝李时珍（1518-1593），《本草纲目》卷一三水仙“集解”转述了《酉阳杂俎》这段记载，并引发思考：“据此形状与水仙彷佛，岂外国名谓不同耶？”他看出此物与我国水仙的相似，这是李时珍的伟大之处，但他对此也并未完全肯定[11]。从这以后，人们在编述水仙资料时，才开始收录《酉阳杂俎》这条材料，影响至今。
我国古人所说的水仙，也即今植物和园艺学家所说的中国水仙，是一特色鲜明、传承明确的物种。而上述这些情况表明，无论是《酉阳杂俎》所载“㮏祗”，还是《花史左编》所说的“红水仙”都不是它的源头。无论它是本土所产，还是归化植物，都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来源。这是我们应该着力探索的，笔者近日发现，五代(907-959)至宋初有两条记载值得重视：
一、段公路《北户录》（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三“睡莲”条下注：“孙光宪续注曰，从事江陵日，寄住蕃客穆思密尝遗水仙花数本如橘，置于水器中，经年不萎。”
二、钱易《南部新书》（清《粤雅堂丛书》本）卷癸：“孙光宪从事江陵日，寄住蕃客穆思密尝遗水仙花数本，掷（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摘）之水器中，经年不萎。”
《北户录》《南部新书》都是传本确凿的文人笔记著作。《北户录》撰者段公路不见史传，据《北户录》序言，段公路是段文昌的孙子，也就是说是《酉阳杂俎》作者段成式的儿子或侄子。书中自称唐懿宗咸通（860-873）中至乾符（874-879）初曾在岭南任职，该书记载岭南风土、物产。每条正文多夹有崔龟图的注解，注文较为详赡。崔龟图（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龟图，无姓）生平不详。注文中出现的孙光宪（？-968），五代著名文人，字孟文，号葆光子，陵州贵平(今四川仁寿县东北)人，前蜀时为陵州判官[12]。后唐天成初(约926年)前蜀亡国后，他避地江陵（今湖北荆州），入仕五代十国中的南平国——高季兴、高从诲经营的荆南割据政权，任掌书记。历仕高氏祖孙三代五主，前后长达三十七年，累官至检校秘书监、御史大夫。宋乾德元年（963），力劝高氏率土归宋，为宋太祖嘉许，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刺史，乾德六年卒，《宋史》卷四八三有传。孙光宪博通经史，著述颇丰，有《续通历》《北梦琐言》《荆台集》等百余卷。尤以曲子词著称，是晚唐五代花间派的重要词人[13]。钱易《南部新书》也是一部笔记著作。钱易（968-1026），字希白，宋真宗咸平二年（999）进士，官至翰林学士，《宋史》卷三一七有传，《南部新书》约成于大中祥符（1008-1016）末年。
上述两条材料所述为同一件事，文字也大同小异。《北户录》注文中所谓“孙光宪续注”引领的文字，显然不属崔龟图原注的内容，而是孙光宪的自述。全书所谓“续注”仅此一处，而且附于全书之末，有可能是孙光宪在阅读此书时的随手批注，被后人抄入注文。所谓“从事江陵日”，指在荆南高氏幕府，可见这段文字写于乾德元年（963）归宋之后。钱易与孙光宪两人生卒年正好相接，时代相去不远，钱易《南部新书》中的记载或得之传闻，更大可能是对孙光宪这段文字的摘录或转述。
解读孙光宪的这段文字，不难发现这样几点可贵的信息：
一、所说水仙花如橘。此条注文附于睡莲注文后，古代莲荷也别称水仙，但花、实形态与橘迥异，很难类比，此处当指水仙花的根部球茎，皮膜黄色，形状与颜色均似橘，是水仙属植物无疑。
二、这个植物是观花植物，叫“水仙花”。这是文献所载最早出现的水仙花名称，此后从北宋中期以来这一名称就流行开来。
三、时间在孙光宪任职江陵高氏幕府即公元926至963年的三十七年中。介于晚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㮏祗这一西方水仙品种之后、北宋中期中国水仙花开始盛传之前，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就文献记载而言，这是中国水仙不二的源头。
四、地点江陵，即当时高氏南平政权的统治区，相当于今湖北荆州、荆门、宜昌三市辖地，治所在江陵，即今湖北荆州市。
五、由寄住当地的蕃客穆思密所赠。所谓蕃客即外国人，但国度不明。唐史学家向达先生曾说过：“凡西域人入中国，以石、曹、米、史、何、康、安、穆为氏者，大率俱昭武九姓之苗裔也。”[14]内迁穆姓胡客为中亚穆国（在今土库曼斯坦）人的后裔，蔡鸿生先生《唐代社会的穆姓胡客》一文则将此穆思密归于移民我国的穆国胡人，但同时也承认，此人“被称为'寄住蕃客’，当属世代较晚的穆国移民”[15]，也就是说是来华不久的外国人。“穆思密”这个名字，到底是属于穆国胡人后裔以国为姓的现象，还是这位新移民之洋名字的完整译音，我们已无从追究，但笔者认为像这样“一派胡言”的名字应该更属后者，未必就是穆国后裔。孙光宪的《北梦琐言》记载了另外两个穆姓胡人，一是唐昭宗时宫廷的优伶穆刀绫[16]，另一是与孙光宪、穆思密同时供职于高氏幕府的医者穆昭嗣。穆昭嗣是一个汉化较深的移民后裔，胡姓汉名，孙光宪称其为“波斯穆昭嗣”[17]。或者这位穆思密也有可能来自波斯（今伊朗）一带。宋人温革《分门琐碎录》记载，“水仙收时，用小便浸一宿，取出照干，悬之当火处，候种时取出，无不发花者”，现代科技表明，水仙必须经过盛夏的干燥高温贮存才可以催发花芽，这是水仙种植的核心技术。这一生物习性与波斯湾夏季极其炎热干旱的气候条件较为吻合，中国水仙可能原产于伊朗、阿拉伯半岛至非洲北部夏季较为干旱炎热的地带。而作为远涉重洋的移民，所带水仙球茎是否即其故乡所产，又不可一味拘泥。同时西蜀词人李珣是土生波斯人，家族有一部分仍居岭南，其弟李玹以贩卖香药为业，时人讽其“胡臭薰来也不香”，李珣作有《海药本草》，可见是一个世业香药的家庭[18]。水仙油是西方治疗风痛的常用药，穆思密是否也可能是来华从事这类药物和香料贸易的商人，而将其带至中国。前面所说明末传入的红水仙，也是混在进口药材中运来的。
综合上述五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水仙是由外来移民传入的，时间在五代(907-959)，首传地点在今湖北荆州一带。还有一个疑问是，孙光宪这段记载为什么在各类有关水仙的编纂著述中从未见提及？这有个文献学的原因。《北户录》的这段文字属于小字注文，而且又附录在“睡莲”条下的注文之后，不易引人注意。加之这段“孙光宪续注”，各家版本文字也多不相同，如明江乡归氏抄本，直接前一段注文之后，没有“孙光宪续注”字样引领，写作“孙客穆思蜜尝遗水仙花数本，如摘之于水器中，经年不萎也”，文字有些脱漏。《十万卷楼丛书》本与归氏抄本字数相同，又将“孙客”误作“孙容”,读来更是费解。就笔者所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两淮盐政采进本最为完整，我们这里所引即出于此。至于钱易《南部新书》这条记载，各家类书均未见辑录，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世所行本传写者以意去取多寡不一，别有一本从曾慥《类说》中摘录成帙，半经删削，阙漏尤甚”[19]，该书今本十卷，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作五卷，或即删节之本。南宋著名的植物类书《全芳备祖》即未辑采《南部新书》一条。正是这些历史的遗漏，使这一问题的认识延误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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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栽洋水仙（钱春梅摄于美国）
二、北宋水仙花的分布中心在荆襄地区
如果仅靠上述两条材料，也许说服力并不十分充分。但继续梳理此后北宋的情况，就大大坚定了我们的信心。北宋中期以来，水仙花开始见于文人记载和吟咏，其中透露的信息表明，当时水仙花的分布中心在荆襄地区，即当时的江陵府（治今湖北荆州）和襄州（治今湖北襄阳）一线，而这正是孙光宪所说的江陵所在地，前后适可对接起来。以下是北宋时期记载和题咏水仙的作品，依其时间先后排列如次：
1．周师厚（？-1087）《洛阳花木记》“草花八十九种”中水仙花凡两见，其中一处有注，称“水仙，一名金盏银台”，这即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水仙花。所谓金盏银台，是形容水仙花瓣白色如平台，中心出黄色副冠，形如酒杯。另一处无注文，当是同名异花，因紧随“红蓑荷”后，荷花别称水仙，当指一荷花品种。周师厚，鄞（今浙江宁波鄞州区）人，皇祐五年（1053）进士，历任衢州西安（治今浙江衢州）知县、提举湖北常平、湖北湖南转运判官、河南府通判、保州通判等[20]。《洛阳花木记》自序称元丰四年（1081）始任河南府（治所驻洛阳）通判[21]，该记成于任上。
2．刘攽《水仙花》诗[22]。刘攽，临江新喻（今属江西）人，庆历六年（1046）进士，官至中书舍人，《宋史》有传。《彭城集》所收作品均按写作时间先后编次，该诗前面是《次韵和望岳亭诗》二首，作于衡州（治今湖南衡阳），后有《题饯送亭》《竹鸡》诗，再后面便是汴京作品。刘攽元丰七年（1084）因执行新法不力贬监衡州盐酒务，元丰八年七月改知襄州（治今湖北襄阳），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入朝为秘书少监[23]。该诗即作于元丰八年（1085）或元祐元年的早春，地点在衡州或襄州。
3．韩维《从厚卿乞移水仙花》：“翠叶亭亭出素房，远分奇艳自襄阳（此花折置水中，月余不悴）。琴高（水仙名）住处元依水，青女冬来不怕霜（冬月方开）。异土花蹊惊独秀，同时梅援失幽香。当年曾效封培力，应许移根近北堂。”《谢到水仙二本》：“黄中秀外干虚通（此花外白中黄，茎干虚通如葱，本生武当山谷中，土人谓之天葱），乃喜佳名近帝聪。密叶暗传深夜露，残花犹及早春风。拒霜已失芙蓉艳，出水难留菡萏红。多谢使君怜寂寞，许教绰约伴仙翁。”[24]韩维，颍昌（今河南许昌）人，曾知襄州、开封、邓州（今属河南）、陈州（治今河南淮阳）等，官至门下侍郎。这是他向友人安焘索要水仙移栽的两首诗歌。安焘，字厚卿，开封人，曾任荆湖北路转运判官、提点刑狱（治所驻今湖北荆州），官至知枢密院。写作时间在哲宗元祐七年至八年（1092-1093）的冬春间，这时韩维退休居故乡许州（颍昌府），安焘任颍昌知府[25]。该诗连同句下注文提供了不少信息：一、安焘的水仙原是从襄阳移植来的。二、而襄阳水仙又应来自襄州西境的武当山谷中。三、当地人呼水仙为天葱。四、此花折置水中能养一月不谢。这应是转述钱易《南部新书》所说之意，能进一步印证孙光宪所说是水仙花无疑。
4．张耒《水仙花叶如金灯，而加柔泽，花浅黄，其干如萱草，秋深开，至来春方已，虽霜雪不衰，中州未尝见，一名雅蒜》诗[26]。该诗作于绍圣四年（1097）至元符二年（1099）间，时作者贬监黄州（今湖北黄冈）酒税。诗题对水仙性状的描写较为具体，同时也交代此物在中原（主要应指京城开封一带）未见，水仙别名雅蒜。
5．黄庭坚《次韵中玉水仙花二首》《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会心为之作咏》《吴君送水仙花并二大本》《刘邦直送早梅、水仙花四首》（后两首咏水仙）诗[27]。黄庭坚，北宋著名诗人与书法家。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由贬谪地戎州（今四川宜宾）沿江东下，四月抵江陵（荆州），泊舟沙市，等候朝廷新的任命，次年正月二十三日离开。上述水仙诗或唱和或酬谢，均作于这年冬末或次年年头。马中玉，名珹，字中玉，时任荆州知州。王充道、刘邦直和不知名的吴君，都是江陵当地人。作者同时《与李端叔（二）》的书信中也写道：“数日来骤暖，瑞香、水仙、红梅盛开，明窗净室，花气撩人，似少年时都下梦也。”[28]
6．晁说之（1059-1129），开封人，元丰五年进士，南宋初官至中书舍人。政和三年（1113）冬在监明州（今浙江宁波）船场任上，作《水仙》诗[29]，次年通判鄜州（治今陕西富县），政和五年（1115）岁末作《四明岁晚水仙花盛开，今在鄜州辄思之。此花清香异常，妇人戴之，可留之日为多》：“前年海角今天涯，有恨无愁闲叹嗟。枉是凉州女端正，一生不识水仙花。”[30]
还有写作地点、时间未明的作品三首：
7．韦骧《减字木兰花·水仙花》词。这是北宋时期唯一的水仙词，其中有“玉盘金盏，谁谓花神情有限”句。据陈师锡《韦公墓志铭》（《钱塘韦先生集》附录，《丛书集成续编》本），韦骧（1033-1105），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皇祐五年（1053）进士，历兴国军（治今湖北阳新）司理参军，婺州武义（今属浙江）、袁州萍乡（今属江西）、通州海门（今属江苏）知县，滁州（今属安徽）、楚州（治今江苏淮安）通判，利州路（驻陕西汉中）、福建路（驻今福州）转运判官，尚书主客郎中，夔州路（驻今四川奉节）提点刑狱，明州知州等职。该词见于《钱塘韦先生集》卷一八，写作时间和地点不明。
8．钱勰诗：“水仙花本（引者按：原为木）水仙栽，灵种初应物外来。碧玉簪长生洞府，黄金杯重压银台。”[31]钱勰（1034-1097），字穆父，《南部新书》撰者钱易之孙，历尉氏（今属河南）知县、三司盐铁判官，京西（驻今河南洛阳）、河北（驻今河北大名）、京东路（驻今山东兖州）提刑，陕西（驻今陕西西安）转运使、知开封府、知越州（今浙江绍兴）、知瀛州（治今河北河间）、翰林学士等[32]。此诗全从“水仙”与“金盏银台”两个名称着眼，与周师厚《洛阳花木记》所说最为接近，或者作于熙宁中京西提刑任上，如果这一推测属实，则时间在上述诸诗之前。
9．陈图南诗：“湘君遗恨付云来，虽堕尘埃不染埃。疑是汉家涵德殿，金芝相伴玉芝开。”此诗出《全芳备祖》前集卷二一水仙花门，作者陈图南，一般引用者多认为是道士陈抟所作，且由此断为自古第一首水仙诗。但宋代至少有三人姓陈，字图南。一、陈抟（？-989），亳州真源（今河南鹿邑）人，与孙光宪大致同时而年寿稍长，后唐长兴（930-933）中举进士不第，先后隐居武当山二十多年、华山四十多年，辟谷服气，炼丹求仙，宋太宗赐号希夷先生。二、陈鹏，南部（今属四川）人，与苏轼大致同时，《宋史》与《（道光）南部县志》均无传。嘉祐（1056-1063）进士[33]，曾任蓬州（治所在今四川蓬安北）、兴州（今陕西略阳）、梓州（治今四川三台）知州[34]，元祐元年（1086）任梓州路转运判官[35]，元祐二年(1087)改京西路转运判官[36]，四年迁利州路转运使（治所驻今四川广元）[37]，余不详。三、陈鹏飞，崇仁（今属江西）人，久居乡里，晚年因恩入仕充幕僚，名迹不显，仅同乡陈元晋《节干迪功陈公墓志铭》可窥其生平大概[38]。三人中南宋陈鹏飞为一介偏州乡绅，且生活时代与《全芳备祖》成书时间比较接近，决非该诗作者无疑。陈抟、陈鹏二位均有可能，但笔者以为陈鹏更为可靠。理由有二：一、该诗咏水仙，已从仙人着想，赞美水仙之高雅，又以金玉相形容，如此构思立意，已完全切合“水仙”与“金盏银台”两个名称，当属水仙观赏发展到一定阶段，至少是两个名称都确定之后的作品，放在水仙出现之初未免过早。二、宋人歌咏水仙是从宋神宗元丰年间逐步兴起的，如果此诗为陈抟所作，则远在五代或宋初，此后一个多世纪无人继作，形成一个空白，令人费解。而陈鹏与最早写作水仙诗的刘攽、韩维大致同时，与韦骧有唱和，因此我们可以确认此陈图南是活跃在宋神宗、哲宗朝的陈鹏，而不是五代、宋初的陈抟。
上述是整个北宋时期涉及水仙的全部作品。从时间上说，都出现在元丰四年（1081）之后。从地理上说，地点明确的有这样几个地方：一、洛阳；二、衡州或襄州；三、襄阳（即襄州治所）；四、颍昌（即许州，今河南许昌）；五、黄州（今湖北黄冈）；六、江陵（今湖北荆州）；七、明州（今浙江宁波）。其中除出现较晚的明州孤悬在遥远的东南沿海外，其他都分布在宋荆湖北路、京西南路、京西北路三大行政区域中。黄州虽然属淮南西路，但与荆湖北路仅一江之隔（对岸的武昌县即今湖北鄂城市，即属荆湖北路）。用今天行政区划来说，这些地点分布在湖北省的中部、北部、东部（江北部分）和河南省西南部的洛阳、许昌地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行政大区紧密相邻，这些地点（州府）相去不远，且相互之间交通都比较方便。物种传入之初，在没有特殊外力作用下，民间种植的自然传播就应该是这样一种就近扩散的状态。从五代以来的一个世纪中，水仙应该主要在这个区域内缓慢地传播开来，从而形成一个相对紧密的分布空间。上述文人作品提供的信息显示，至少在北宋中后期，当时的荆湖北路、京西南路、京西北路，即今湖北北部、河南西南部正是这样一个相对集中的水仙分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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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辽北宋时期全图》（部分）。图中自上而下红色四角形标示的，依次为今河南洛阳、许昌、湖北襄阳、黄冈，北宋时，水仙花主要见于这些地方。红色五角星标示的是宋江陵府，治所在今湖北荆州市，五代时水仙最早在此见诸记载，这里是春秋战国时楚国的核心地区
其中江陵与襄州无疑是两个核心。上述数诗中，有一例明确指明水仙来自襄阳，并记载襄州武当山谷中生长水仙，另有一例也可能出于襄阳。与江陵有关的水仙作品虽只出于黄庭坚一人，但有诗六首、文一篇，数量最多。黄庭坚这次在江陵停泊八个多月，经过夏、秋、冬三个季节，与花卉草木有关的诗歌共有八题，水仙占了绝对的优势。黄庭坚一生辗转大江南北，也乐于吟花弄草，味其诗中“钱塘昔闻水仙庙，荆州今见水仙花”之语，这应是他平生第一次见到水仙花，这六首诗也是他一生所有的水仙作品。如此密集的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水仙与江陵的紧密联系，显示了水仙在江陵花木中的特殊地位。不仅如此，这六首诗歌的创作背景也值得注意。其中两首是与江陵知府的唱和，另四首都是对友人馈赠水仙的答谢。赠送水仙的王充道、刘邦直、吴君三人，名迹不彰，应是江陵当地典型的乡绅处士[39]，所送水仙出于自家园墅所植（其中吴氏称“南园”），并非外方所得。三人不约而同地以水仙相赠，这也充分说明当地水仙种植的普遍性，而且王充道一次就送了五十棵，也多少反映了种植规模的可观。综合这些信息，我们不难感受到当时江陵、襄阳两地，尤其是江陵水仙种植的突出地位。
既然水仙是外来植物，按常理说应该首先在沿海地区或当时的京畿重地如唐朝的长安或北宋的开封首先传播，但从上述地理信息看，分布中心却是我国大陆腹地的荆襄及附近地区。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无疑应与蕃客穆思密最初是在这里传授有关。由江陵北上不远是襄阳，由襄阳沿汉水西上是武当山，由襄阳向东北经南阳盆地，则通向颍昌（今河南许昌）、西京洛阳，由江陵沿江东下不远即黄州。在五代以来的一百多年中，水仙应该是以江陵为源头，主要沿着上述路线传播、扩散开来的，最终形成了整个分布区高度集中在当时的荆湖北路、京西南路和京西北路的西部，即今天的湖北荆州、襄阳、黄冈到河南的洛阳、许昌之间的分布格局。
耐人寻味的是，写作时间和地点不明的三首作品，细究其作者的仕历行迹，都与上述地区，尤其是江陵和襄州两地关系密切。韦骧元丰以来任职多在长江沿岸州府，其中夔州在长江三峡上游，江陵是其赴任的必经之地。钱勰担任过京西提刑，所辖包括襄州、许州和洛阳，又任职陕西，往来京师必经过洛阳一线。陈图南是南部县人，所见仕历都在川北、陕南的秦岭山南山区，无论是由故里赴京应考，还是赴京述职转官，由汉水东下襄阳，转南阳、许昌至汴京是一条最正常的通道。他们三人接触水仙的地方，有可能正是我们上面说的水仙分布区或者就是江陵、襄阳、洛阳三个地方。如果退一步说，所谓陈图南是五代道士陈抟，他曾在武当隐居二十年，所作水仙诗与襄州的关系就更密切了。至于说晁说之所说的明州（今宁波）水仙，不仅空间上孤处东南沿海，时间上也较为迤后，更加接近南宋。明州从宋初以来就是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40]，这里的水仙是由荆湖、京西地区长途传来，还是另有蕃客从海上传入，已无从考证。但从诗题反映的情况看，当地妇女已知佩戴作为装饰，应有一定的分布数量和种植年月了。作为水仙花在沿海地区登陆的一个据点，好比围棋盘上一个远飞的棋子，构成了南宋以来水仙分布向东南沿海转移的一个先机。对于南宋以来水仙分布中心转移到闽、越等东南沿海地区的情况，笔者将另文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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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仙（百度水仙吧图片）
三、关于水仙命名的臆测
与水仙起源问题相伴的是，水仙这一名称从何而来？从前面所引五代和北宋文献材料可知，水仙的几个主要名称这时都已出现，其中水仙是正式名称，金盏银台、天葱、雅蒜是别名。不难感到，三个别名或说花或说根，意在描述形状和类属，这样的名称更符合植物命名的基本惯例，唯有水仙这个名称比较特别。它用神仙形象作比喻，而喻义也不在“金盏银台”那样的外在形似，而是一种神似，这样的命名方式在植物中是比较罕见的。后人对这一命名的本义也有一些解说，南宋温革《琐碎录》称“其名水仙，不可缺水”[41]，意在就其名称阐说栽培方法。李时珍《本草纲目》将其反过来，称“不可缺水，故名水仙”[42]，这可以说是一个经典解释了。
但是这一说法只是解释了一个“水”字，水仙名称的关键却在一个“仙”字。它直接借神灵形象来称谓，一般说来，这样的名称应该有相应的神话故事或民间传说作本事。比如同时蜀中出产虞美人草，就因为当地传说“唱《虞美人》曲，则动揺如舞状，以应拍节，唱他曲则不然”，故有是名[43]。
然而我们在宋代乃至整个古代都没有发现有关“水仙”这个名称来源的任何本事信息，这颇为令人费解。当然文学作品中围绕这一名称有各种比拟和想象之辞，如黄庭坚就称水仙花为“凌波仙子”，这都发生在水仙这个名称出现之后，而且也都是由水仙这个名称引发的，不是得名之由来。这就使我们不得不从水仙的原产地着想，寻求这一名称可能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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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约翰·威廉姆·沃特豪斯（John William Waterhouse ，1849-1917)《厄科和那喀索斯》（Echo and Narcissus）。这是希腊神话中的故事。厄科是一位悲情仙女，因为得罪天后，自己不能说话，只能重复别人所说。她爱上的美少年纳喀索斯，却不能说出来。那喀索斯只爱自己，每天到河边顾影自怜，厄科只能委屈地望着他。最后两人都抑郁而终，厄科化为回声，那喀索斯则变成了河边的水仙花
众所周知，西方有关水仙花的神话传说较为丰富，其中最流行的说法是，水仙花是希腊神话中自恋少年那喀索斯（Narcissus）的化身。相传他受到恋人的惩罚，特别眷恋自己的水中倒影，整日临水自照，终至抑郁而死，死后化为水仙花。水仙花的拉丁学名即是这个少年神灵的名字[44]。试想如果这位外国移民穆思密将水仙传来之初，以音译的方式称呼水仙，则所得应该是与《酉阳杂俎》所载“㮏祗”相近的名称。如果改作意译呢，则无疑“水仙”二字最为贴切，甚至可以说巧妙至极。作为花卉的水仙虽然对此时的中国人来说极为稀罕，作为神灵的“水仙”在我国却并不陌生，可以说是随处都有。古人称“在天曰天仙，在地曰地仙，在水曰水仙”[45]，但凡水中神灵如河伯、江神乃至与水有关的各类土神水妖都可称为水仙。对一些葬身流水的名人，后世无论出于纪念还是敬畏，有不少也称为水仙，如春秋吴国伍子胥即是[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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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梁楷《泽畔行吟图》，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一般认为图中所绘是屈原行吟江畔，自沉汨罗的情景。古代荆州一带民间多称自沉汨罗的屈原为水仙
与江陵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有屈原，屈原忠而见谤，流放日久，行吟泽畔，投水而死，“楚人思慕，谓之水仙”[47]。江陵是楚国故地，想必此类传说较盛。不难想象这样一种情景，蕃客穆思密寄居江陵，在此生活多年，对楚地风土人情应有所了解，也许他还从屈原这个东方“水仙”与那喀索斯这个西方神灵的悲剧遭遇中，在他们“行吟泽畔”与“临流自鉴”的形象中发现了诸多相通或神似之处，于是便萌生了以“水仙”这一在江陵、在楚地、在我国都可谓家喻户晓的神仙名称来命名这一所传物种的念头。因此我们说，水仙应是一个意译的名称，它是该植物西洋原有名称中的神话因素，通过对应的我国民间传说形象（水仙屈原），实现巧妙汉化的结果。当时孙光宪之类文人有可能也参与了这一命名过程。遗憾的是，缺乏这方面的直接记载，我们这里只是一种合理的想象和推测而已。
必须提请注意的是，水仙是我国古代雅俗文化中一个常见意象，除了前面说的屈原、伍子胥外，其他乡土民俗认定的河神水妖而称为水仙的更是不胜枚举。著名的如杭州西湖边有水仙王庙。古代文艺作品中，琴曲《水仙操》较为著名[48]。因此我们不能一见“水仙”二字就认其必说水仙花。近见有论者举唐诗中反复出现的水仙字样，认为早在汉唐时即有水仙花[49]。类似的错误古人即有，南宋高似孙就认为六朝刘子玄作《水仙花赋》[50]，其实六朝陶弘景、刘休玄等人所作《水仙赋》都是描写水中神灵，而非花卉草木。今天我们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
在后世描写水仙花的诗词歌赋中，像《楚辞》中的湘君、湘夫人（或舜之二妃娥皇、女英），刘向《列仙传》所载江汉之滨解佩与郑交甫的二女，曹植《洛神赋》中所写缥缈于洛水之上的女神，这些美丽的女神传说与水仙花的美妙形象之间特别容易引发联想，诗人作家们多借这些女仙形象来形容和赞美水仙花的幽雅神韵和潇然姿态。我们在阅读古人的水仙花诗词时，见到湘妃、汉女、洛神一类字眼或类似的措辞，不能就认为所写水仙花一定出产于湖南（湘）、湖北（汉）、河南（洛阳）等地，大多数情况下文人都只是在用屈原、湘妃、洛神、汉女等典故作比喻，而不是写实，我们的解读要特别的谨慎。早在翁国梁的《水仙花考》中就犯过这样的错误，他引用大量含有“湘”字的水仙诗句来证明“水仙花在宋时与湘最有关系，更可以断定中国水仙花之最初发见，必在禹贡荆州之域”，虽然结论与我们前面的论述较为接近，但方法是极其错误的。类似的错误在当今科技论文中仍频频可见，值得警惕。
（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注释]
[1] 翁国梁：《水仙花考》，民国二十五年（1936）《中国民俗学会丛书》铅印本。
[2] 陈心启、吴应祥：《中国水仙考》，《植物分类学报》1982年第3期，第370-377页；《中国水仙续考——与卢履范同志商榷》，《武汉植物学研究》1991年第1期，第70-74页。
[3] 金波、东惠茹、王世珍：《水仙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4] 文震亨：《长物志》卷二，清《粤雅堂丛书》本。
[5] 吴昌硕：《作画三帧各赘六言一首……》其三，《缶庐别存》，光绪十九年刻本。
[6] [美]劳费：《中国伊朗编》，林筠因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52-254页。2016年6月2日，扬州大学毕业的苏丹留学研究生穆罕默德·哈桑先生惠函介绍：“水仙在阿拉伯国家，称为 نرجس' NARGIS，有好多阿拉伯妇女叫 NARGIS。有好多种类在阿拉伯国、地中海国家、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颜色也多。”
[7] 陈心启、吴应祥：《中国水仙考》，《植物分类学报》1982年第3期，第373页。
[8] 林英：《唐代拂菻丛说》，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6页。
[9] 金波、东惠茹、王世珍：《水仙花》，第7页。
[10] 秦征兰《天启宫词》：“异卉传来自粤中，内官宣索种离宫。春风香艳知多少，一树番兰分外红。”注：“当时都下种异种花草，相传自两广药材中混至，内臣好事者遍栽于圣驾常幸之处，有蛱蝶菊、红水仙……等名。”陈田《明诗纪事》辛签卷三二，清陈氏听诗斋刻本。
[11] 对此李时珍并不完全确定，在《本草纲目》卷一四中，又称㮏祗与山柰相似。
[12] 贾二强：《〈北梦琐言〉点校说明》，孙光宪：《北梦琐言》卷首，中华书局2002年版。
[13] 请参考庄学君《孙光宪生平及其著述》，《四川师大学报》1986年第4期，第66-70页。
[14]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页。
[15] 蔡鸿生：《中外交流史事考述》，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第80页。
[16] 孙光宪：《北梦琐言》，第132页。
[17] 孙光宪：《北梦琐言》，第382-383页。
[18] 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上册，第274页。
[19]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〇，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 邹浩：《高平县太君范氏墓志铭》，《道乡集》卷三四，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 周师厚：《洛阳花木记》，陶宗仪《说郛》卷一〇四，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出版社北京大学1991-1998年版，第11册，第7305页。
[23] 分别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〇、三五八、三七〇，中华书局1979-1995年版。
[24] 《全宋诗》，第8册，第5248页。注释中“此花外白中黄”，原作“此花黄白中黄”，此据《宋诗钞》改。“士人”揣其意当为“土人”。
[25] 根据韩维、安焘行迹，两人同处一城，而安焘又任知州的时间，唯元祐七年至八年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一：元祐七年三月“知颍昌府、资政殿大学士韩维为太子少傅致仕，从其请也”，同月“知郑州、观文殿学士安焘知颍昌府”。卷四八二：元祐八年三月“知颍昌府安焘知河南府”。韩维《南阳集》中作品多依时代先后为序，此两诗前后均为晚年退居颍昌时作品。
[26]《全宋诗》，第20册，第13287页。
[27]《全宋诗》，第17册，第11415页。
[28]黄庭坚：《山谷集》别集卷一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全宋诗》，第21册，第13736页。
[30]《全宋诗》，第21册，第13749页。
[31] 潘自牧：《记纂渊海》卷九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味其语势，或为一首绝句，《全宋诗》据《全芳备祖》只收后两句。
[32]《全宋诗》，第13册，第8694页。
[33] 黄廷桂等：《（雍正）四川通志》卷三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瑞庆、徐畅达等：《（道光）南部县志》卷一四，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34] 冯山：《寄陈蓬州图南》，《安岳冯公太师文集》卷一一，清抄本。陈鹏知蓬州，方旭修、张礼杰等《（光绪）蓬州志》卷八职役志中未载。吕陶《陵井监百姓亦乞复贵平县监司未许，乞一并相度施行》贴黄：“臣又闻知兴州陈鹏曾具利害陈奏，乞铸减轻钱，岁可减钱铁四十余万斤，民间深以为便。”《净德集》卷四，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范昉《（雍正）略阳县志》卷一“文员”中兼录兴州职官，未载陈鹏。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二九梓州下记乾明寺有御书阁，“此知军州事陈鹏所记矣”，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 苏辙：《李杰梓州提刑、陈鹏运判》，《栾城集》卷三〇，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6]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四。又《长编》卷二八七：京西南北、京东东西等并依未分路以前通管两路，其钱谷并听移用。两路合并后，运使与判官多分按两地，一般运使分管北路，而运判分管南路，南路转运司驻襄州。
[37]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九一利州路“大安军（三泉、金牛）”下《九井滩记》署“元祐五年转运陈鹏记”。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版。
[38] 陈元晋：《渔墅类稿》卷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9] 黄庭坚同时有《戏答荆州王充道烹茶四首》诗，《全宋诗》，第17册，第11420页。稍后诗人李彭有《贻王充道隐士》诗，《全宋诗》，第24册，第15937页。
[40] 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册，第184-185页。
[41] 温革：《分门琐碎录》，《续修四库全书》影明抄本。
[42]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一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3] 范镇：《东斋纪事》卷四，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4] 吴应祥：《水仙史话》，《世界农业》1984年第3期，第53-55页。
[45] 司马承祯：《天隐子·神解章》，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七八，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6] 袁康：《越绝书》卷一五，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7] 王嘉等：《拾遗记》卷一〇，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8] 有关中国文化中的水仙意象，请参阅高峰《论中国古代的水仙文学》，《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1期，第116-121页。
[49] 庞骏：《品花、花品、花为媒——以中国水仙花节俗游赏为例》，周武忠、邢定康主编《旅游学研究（第三辑）》，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1-95页。
[50] 高似孙：《纬略》卷八，清《守山阁丛书》本。
[51] 翁国梁：《水仙花考》，第1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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